鲜为人知的“陶然亭五团体会议”

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东北角的文昌阁，今天被用作科举文化展

周恩来发动北京各进步团体召开会议，共商革命团体的联合与改造

李大钊是中国较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经过一年的准备工作之后，1919年7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会务活动有组织演讲、学术讨论、参加社会实践等。先后参加学会的有120多人。

周恩来于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成立“觉悟社”，成员大部分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干部。主要活动为出版《觉悟》刊物，组织讲演，讨论研究新思潮，积极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五四运动后，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十分活跃，积极开展工作，不负“觉悟”之称，在当时知识界有引领、创新之意识。为了把“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觉悟社”派出专人到北京请教李大钊。李大钊听了“觉悟社”的倡议之后非常赞同，建议他们以“觉悟社”的名义，邀请北京各个进步团体召开会议，共同商讨今后革命运动的方向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问题。

1920年8月16日上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和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五个团体的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陶然亭五团体会议”。李大钊、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邓中夏等23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大家首先推举刘清扬主持会议。在会上，刘清扬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意图与议程安排。接着，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成立以来的活动情况。随后，周恩来代表“觉悟社”说明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周恩来的发言受到了全体代表的欢迎和拥护。在会上，李大钊也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了言。他对“觉悟社”约集这次会议表示感谢，并对联合以及今后进行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

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社团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北厅（今为周恩来纪念室）召开实现“改造联合”座谈会。

此次会议之后，18日午后1时，五团体代表齐聚北大图书馆，讨论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两份文件接受了李大钊在五团体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体现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主义明确”、“旗帜鲜明”等原则为各团体今后的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历史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那么，“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历史贡献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召开促使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立。

1920年8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茶话会，陈愚生向大会报告了18日五团体代表讨论并通过两份文件的情况。随后，李大钊指出：“本会创立原系研究学问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自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其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引自《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
《改造联合宣言》一开头这样写道：“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引自北京旅游出版社《陶然亭》第71页）以上强调的“主义”和“赤旗”不是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旗帜。在“主义”、“旗帜”明确的基础上，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
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缪伯英、高君宇等人。
可以说，“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召开与“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创立，为1921年7月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是一次政治色彩较为浓郁的重要会议。

在“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上，周恩来倡议在座各团体首先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彻底改造中国社会。”
距这次会议一年之余，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的“一大”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并规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主张以及会议发出“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呐喊，不仅体现出“觉悟社”约集会议的初衷，而且反映出五团体“改造旧中国”的励志与决心。这些主张、这些思想完全符合党的“一大”的宗旨与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不仅是一次五团体力图思想统一的动员会议，而且是一次政治色彩较为浓郁的重要会议。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和两份文件促进了青年思想的转变。

《改造联合宣言》提出：“到民间去做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项工作。”（引自《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四期）这些在当时，对于鼓舞青年参加社会实践，增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勇气与决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到民间去”的精神指导下，1920年10月，邓中夏、张国焘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成立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同样，五团体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到工农中去参加社会实践。“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和两份文件促进了青年思想转变的过程，特别是“少年中国学会”和“觉悟社”中的许多人从事起劳工、妇女和青年学生运动，同工农相结合，历练身心，励精图治。其中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共产党早期的重要干部。从而，为党的成立和党早期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宝贵的人力资源。

显而易见，“陶然亭五团体会议”是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北京陶然亭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缩影。在北京革命史中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政治和组织基础，为党早期的发展书写了精彩的一页。因此，我们要对“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历史贡献给予充分认识和高度评价。

(文章来自康广云《鲜为人知的“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北京日报，2016年6月13日，已为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

（文昌阁图片by rheins, under CC BY 3.0 license, at wiki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