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党的七大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通过珍贵文物实物、照片、雕塑等展项复原了党的七大场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使用过的投票箱，投票箱整体采用大红底色配以黄色图案，正面以谷穗为环状底，并饰以党徽、五角星及两面红旗，并用文字注明“中共七大投票箱”。

党的七大的召开，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后经过了五次延期。从1928年党的六大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致使七大未能召开；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提出要“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已知文件中，这是最早关于召开党的七大的倡议。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但此时抗日战争正进入到最紧张、最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的第一要务是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难以抽出时间完成七大的准备工作，前方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也由于军务在身，难以脱离部队回后方参加七大，因此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由于抗战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瞬息万变，七大的准备工作何时能够完成实难预料，因此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1941年2月21日，毛泽东与任弼时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4月26日，复电周恩来，指出见蒋介石时可提出：“要求他派飞机送你回延安参加大会”，但由于当时国共关系紧张，周恩来未能抽身回到延安，七大再次延期举行。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告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吕正操、朱瑞等来延安参加七大”，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明年二三月间召开七大”，但由于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对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和修改的过程持续过久，影响了七大的召开。1945年4月23日，先后多次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延安开幕。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1943年8月，由重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除了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最大的历史特点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修改通过的党章。其次，七大党章首次在党章中增加了总纲部分，总纲是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是每一个党员“一切活动的准则”，这一特点也被后来的历次党章所沿用。七大党章第2条和第3条，分别清楚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和四项权利，在党章中明确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是七大党章又一鲜明特点。

各地代表为参加党的七大汇聚延安历经了千辛万苦，如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赴延安参加会议的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出发，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21日，毛泽东为此特致电刘少奇：“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这是陈毅在赴延安途中所作的一首词。代表们代表了全党121万党员，历经艰险，分批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来参加这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供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