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在历史的卷尺中，稍纵即逝。可对陕南地区（安康市、汉中市、商洛市）来说，10年见证了一段百万人“挪出穷窝”的脱贫故事。

2011年5月6日，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工程启动，截至2015年，这一地区共完成搬迁32.4万户、111.89万人。之后的又一个5年，陕南地区易地扶贫搬迁19.78万户66.58万人，加上同期避灾生态搬迁10.66万户36.38万人，累计有超过100万人开启了在新址安居乐业的日子，几乎占到同期全国易地搬迁的1/10。

2011年，陕南地区经济总量仅为陕西省的11.4%，“十三五”的5年，陕南生产总值增长46.2%。

“居安广厦幸福日，室静书香惬意时”，类似语境的对联在陕南不少搬迁安置点随处可见。这10年，对搬离不易生存土地的年轻人来说，有了更多干事创业的机会，也有了开启更美好生活的可能。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绵延400多公里的秦岭凭借2000多米的“身高”将陕南与关中平原隔开。陕南多山，秦岭、大巴山东西陈列；陕南多水，嘉陵江、汉水、丹江由北向南湍流不息。

可这些山山水水不仅没给陕南百姓带来富足生活，反而，频繁的地质灾害让这里贫困不堪。同时，受到地形与交通的影响，陕南地区发展显得“先天优势不足”。

今年38岁的谯修梅是土生土长的汉中市西乡县水磨村人。这座藏在巴山深处的小村庄，贫困发生率过去一度高达48.1%。

儿时的她总有不解，一年到头，父母都“长”在田里，下雨天都不休息，可为什么还是家徒四壁。后来她知道了，地质灾害的袭扰总是让辛苦的劳作顷刻间毁于一旦。谯修梅做梦都想搬出大山。

2010年7月，陕南三市遭遇了罕见的暴雨洪灾，共造成177万人受灾，因灾死亡73人，121人失踪。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必须作出改变。2010年12月，陕西省政府通过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2011-2020）》，计划用10年的时间，让百万群众搬入新址，开启新生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副教授何得桂认为，易地搬迁可以让群众“退出”自然环境不适于生活和发展的地区，“进入”相对较好的地区。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是解决自然条件恶劣地区贫困问题的根本之策。

“实现减贫与发展要遵循客观规律”，何得桂说，陕南地区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那时候让居民搬出来才能彻底帮助其走出“受灾-重建-再受灾”的恶性循环。

群众“住得进” 搬迁不举债

汉中市西乡县杨河镇高土坝社区是该市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功能最齐全的易地扶贫搬迁示范区，有1204户3063人搬迁到这里。

2015年年底，44岁的郎爱萍一家搬进了高土坝社区。在此之前，郎爱萍一家四口居住在该县大河镇风垭村深山沟的三间土坯房里，因儿子患上肾病综合症，日子过得更是紧巴。

郎爱萍带着儿子，每周要去县城医院跑两次，每两周去市里医院复查，每个月还要往省城大医院跑一趟。每次都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坐上班车。现在居住的高土坝社区离县城只有两公里，看病一下子方便多了。

要做到搬迁对象“搬得出”，最基本的是要解决安置问题，保证“住得进”。《陕西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易地扶贫搬迁在选址时要坚持靠近城市、集镇、园区和中心村的原则。

陕西省西乡县移民办负责人介绍，当地易地扶贫搬迁建房面积人均不超过25平方米，户最大不超过120平方米，自筹资金人均不超过2500元，户最高不超过1万元。“通过这些标准，防止出现因建房致贫返贫的现象。”

扶贫事不能变成负债事。在安康市平利县，为了保障“搬迁不举债”，平利县城关镇白果社区还把搬迁户的装修标准纳入到工作中。

“老百姓好不容易得到房子，为装得好一点，不惜借钱改造，曾经出现过因为搬迁装修负债的事情。”城关镇副镇长汪晓军介绍说。

为此，城关镇考查多家符合资质、信誉较好的装修公司，根据市场与装修公司商议价格。“由于装修量大，公司可以成批购进材料，这比个人购买要便宜很多。“最终，经过协商，装修公司同意以每平方米145元的价格为搬迁区统一装修。”

“如果普装120平方米的房屋，最低也得10万元，但搬迁对象只需付1.5万元。”白果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小玲说，搬迁户可以拎包入住。

完善配套设施 创新社区治理

2016年年底，汪显平一家五口离开了世代居住的万福山村，到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安了家，他最大的感受就是生活便利了。

回忆搬迁前的生活，汪显平觉得最难的是买化肥。从城里往家运化肥时要走10多公里的山路，一趟下来后，浑身都“散了架”。

如今锦屏社区为居民打造“15分钟服务圈”，便民服务中心、生活超市、医院、小学、幼儿园等公共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为保证搬迁居民能够在安置社区过上便捷的生活，陕西省着力加强安置点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仅“十二五”期间，陕西在陕南地区就投入了75.6亿元，累计建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项目2027个。

搬迁之后，居民怎么住得稳，如何融入社区是一道基层治理的难题。

高土坝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叶发现，社区居民来自不同县、镇，生活习惯的差异导致邻里之间产生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区开始尝试组建社区自治组织。居民通过自荐、推荐，选举成立后续管理委员会。“大家选举产生的都是平时比较信任的人，更容易管理。”杨河镇镇长李刚说。

李刚介绍，从2020年1月起，居民家里的水电费缴纳、申请低保、解决邻里矛盾纠纷都完全交给管理委员会处理。这样的形式，给外地搬迁户和社区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类似的创新管理方式，在平利县白果社区也可以看到。社区11栋楼被划分为7个网格，每个网格选配一名责任心强、有奉献精神的搬迁户为网格长，通过网格长的方式，帮助居民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网格长解决不了的，社区解决，社区解决不了的就反映给上级部门，以此形成高效的管理。”刘小玲说。

在何得桂看来，当地居民搬迁到安置社区后，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人很难快速适应这种新的生活。因此，加强创新社区治理方式，能够增强搬迁户的认同感、参与感与融入感。他还补充说，社区治理方式的创新也顺应了公共服务重心下沉的趋势。

创办社区工厂 发展特色产业

今年2月17日，家住白果社区的姜芳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几年前，姜芳因手术后出现后遗症，右侧身子行动不便。为了看病，家里花光了积蓄，丈夫照顾姜芳也无法外出务工，日子一度只能靠政府补贴维持。

2019年，姜芳一家搬迁到白果社区，一年后她参加了社区工厂的培训，有了一技之长，顺利找到了工作。

在白果社区，当地政府在统建楼一楼同步规划建设了2900平方米门面式厂房，兴办社区工厂，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已经建成了4家社区工厂，能提供就业岗位400个。

这样的新社区工厂在陕南还有很多。平利县在搬迁社区兴办了毛绒玩具、服装、电子元器件、手工艺品等社区工厂83家，提供就业岗位6000余个，务工的搬迁群众每月有几千元的收入，搬迁群众实现了楼上居住、楼下就业。

社区工厂的工作，大多数搬迁户都能参加，完成工作与照顾家庭两不耽误。

“陕南地区多属于限制开发区域，自身重工业较少，吸引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有限。”何得桂认为，社区工厂客观上满足了东西部协作的发展条件，适应了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发展趋势。

水磨村的陈发兵脱贫则是通过加入到采茶制茶的茶产业中实现的。今年55岁的陈发兵是水磨村五组的村民，家中共有4口人，女儿由于先天性脑瘫，常年需要照顾。家里只能依靠夫妻二人种庄稼、种药材生活。此前，陈发兵家只有三间土坯房，由于住在山上出行非常不方便，遇到下雨天气，陈发兵还要担心出现滑坡灾害。

2018年9月，水磨村二期安置点竣工后，陈发兵与其他21户乡亲一起住进了安置点。搬迁后，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陈发兵开始尝试种植茶叶，去年一年依靠4亩丰产茶园，陈发兵一家就收入近3万元。除了种植茶叶之外，在村里还为他安排了公益性岗位，主要负责清扫村路，凭借这份工作陈发兵还可以领到600元的补助。

据谯修梅介绍，发展茶叶产业之后，茶园面积增加近3倍，茶叶的销售也因交通条件的便利而打通，“现在到老百姓家里去查，随便找一户一问，收入都比较可观。”她说。（记者 杨宝光 李川 孙海华）